“我们现在的绿化由于成本高昂，因此在城市中心区域和一些特定的地方做得比较好，但在其他很多区域，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就做得很不好。如果我们改变观念，降低绿化成本，可以迅速解决北京市很多区域的绿化问题。”
居住在北京市通州区的关文文出神地望着八通线车厢窗外，尔后慢慢转过头告诉记者：“在我小时候，这里的路两旁是一排排杨树和柳树，树下是一条浅浅的水渠，再远一些的地方是田地和村庄。”
现在，八通线城铁列车窗外是密集的住宅小区，高楼林立。每过一个城铁站就是一片集中的住宅区。规模较大的住宅区还形成了自己的商业区，超市、商场、家电卖场、饭店、酒吧等等一应俱全。
“我家以前有个很大的院子，养了很多小动物。现在大院子变成了一栋粉橘色的住宅楼。出了小区，除了商场超市，就是川流不息的车流。通州的房子价格相对便宜，交通也很方便，很多城里人和外地在京人员都选择在通州买房。你要是再往东走就能看到，通州的住宅小区都建到燕郊了，甚至燕郊的房价都已经水涨船高。”关文文说。
5月9日，修编后的《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在北京规划展览馆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公示。规划指出，北京市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4个近郊区由于城镇用地增长迅速，对绿色空间侵蚀严重，导致绿化隔离带的生态功能和景观美化功能下降，人居环境日益恶化。昌平平原、通州等地也存在居住用地面积比重过大、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雷啸林告诉《北京科技报》，“《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中第13条第1款规定：新建居住区不低于30％，并按居住人口人均２平方米的标准建设公共绿地；居住小区按人均１平方米的标准建设公共绿地。”但目前，通州区的很多住宅区，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距离八通线果园站不远的苏荷雅居小区，就是一个三面临街的商业住宅区。记者目测发现，该小区内绿化面积并没有达到《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所要求的30%，而且绿化区域主要由草坪和花丛、少量灌木构成。相比之下，小区内的设施倒是现代化十足，楼道安全门、电梯、内部装修都很高档。一位小区住户说，这个小区比较适合年轻人居住，因为户型小、绿化面积小，所以很多北京市民都不会选择长期居住在这样的小区，在这类小区购置的房产多半是用来出租的。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林官民认为，北京市一些近郊区域市政用地对绿色空间的严重侵蚀，导致了人居环境的日益恶化。
“在我所住的圆明园北海淀树村，有一大片空地。说是规划的绿地，但根本就没有绿色，倒是有一个垃圾山，天气一热就发出恶臭。”林官民说，“周围的居民都给海淀区有关部门反映了好多次。在这一带附近，私自建房的现象也很严重，这些房子没有下水道，周边卫生状况很差。”
他指出，类似于海淀树村的情形在北京市一些近郊区十分普遍，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北京市制定了比较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在郊区也有发展卫星城的规划，但在实际中，北京市还在以“摊大饼”式的方式在向外发展，城市的骨架在随着人口增加而不断拉大。“城市不能无限度地向外扩张，必须要有所控制，要尽量保留近郊的绿色空间，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绿地受到影响、人居环境恶化是发展中城市必然面临的问题。就北京而言，这些年城市发展速度非常快，但GDP的增长却与土地消耗成正比，工业用地、房地产都在大量消耗着土地。”雷啸林说。
清华大学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研究中心总监董翔曾经参与过北京市的海淀、昌平、顺义、怀柔四个区的生态规划。生态规划一般都根据一个地区的具体生态条件，就保证其人与环境保持平衡、协调发展，做出一些限定性的条件。比如，一个地方的建筑应该限定在多大量的范围之内，并对逐步释放建筑量做出要求。它可以让一个地方在尽力挖掘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时，保证其生态平衡。如果生态规划在一个地方能够完整执行下去，就不会发生对绿色空间侵蚀严重和人居环境恶化的问题。
“北京很多区县在进行城市发展规划时都做过相应的生态规划，但由于执行方面的问题，一些区县的生态规划并没有有效发挥作用。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例，虽然生态规划作出了很多限定，但该园区在具体发展中还是更多地体现了人的意愿和随意性。”董翔认为，由于目前在我国，生态规划并没有法定地位。因此，很多区县政府对生态规划的执行都是选择性执行、参考性执行，而不是强制性执行。要解决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必须从法律上明确生态规划的地位。在很多西方国家，由于生态规划被纳入了法治轨道，因此能很好地执行下去。
“我们在承担的国家‘十一五’规划课题中，都明确要求把生态规划通过法治化的手段落实。这是解决目前一些地方不顾生态规划要求、盲目发展从而导致绿色空间侵蚀严重和人居环境恶化的关键。”董翔说。
除了解决规划方面的问题，我们的一些绿化观念也需要改变。林官民指出，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进行绿化，都是种植从国外引进的树种和草本植物，成本高昂，因此很多人不太愿意在绿化上下功夫。事实上，并不是很多地方的绿化都要种植昂贵的植物。
前两年，林官民就曾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认为很多空间的绿化都应该种植本土化的草木，即便野草也没有关系，不必要强调这些绿化空间的整齐统一，保持其自然的原生形态就行。在国外，很多高速公路的两边都是自然生成的野草，但是在中国很多地方，靠近城市的高速公路路两边和立交桥附近都整齐地种植草木。
“有很多外国人看到中国高速公路附近的这些绿化常常很是吃惊，说中国实在是太有钱了。实际上，很多外国人是在批评中国的这种绿化方式。”林官民说，“我们现在的绿化由于成本高昂，因此在城市中心区域和一些特定的地方做得比较好，但在其他很多区域，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就做得很不好。如果我们改变观念，降低绿化成本，可以迅速解决北京市很多区域的绿化问题。”
居住在北京市通州区的关文文出神地望着八通线车厢窗外，尔后慢慢转过头告诉记者：“在我小时候，这里的路两旁是一排排杨树和柳树，树下是一条浅浅的水渠，再远一些的地方是田地和村庄。”
现在，八通线城铁列车窗外是密集的住宅小区，高楼林立。每过一个城铁站就是一片集中的住宅区。规模较大的住宅区还形成了自己的商业区，超市、商场、家电卖场、饭店、酒吧等等一应俱全。
“我家以前有个很大的院子，养了很多小动物。现在大院子变成了一栋粉橘色的住宅楼。出了小区，除了商场超市，就是川流不息的车流。通州的房子价格相对便宜，交通也很方便，很多城里人和外地在京人员都选择在通州买房。你要是再往东走就能看到，通州的住宅小区都建到燕郊了，甚至燕郊的房价都已经水涨船高。”关文文说。
5月9日，修编后的《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在北京规划展览馆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公示。规划指出，北京市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4个近郊区由于城镇用地增长迅速，对绿色空间侵蚀严重，导致绿化隔离带的生态功能和景观美化功能下降，人居环境日益恶化。昌平平原、通州等地也存在居住用地面积比重过大、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雷啸林告诉《北京科技报》，“《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中第13条第1款规定：新建居住区不低于30％，并按居住人口人均２平方米的标准建设公共绿地；居住小区按人均１平方米的标准建设公共绿地。”但目前，通州区的很多住宅区，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距离八通线果园站不远的苏荷雅居小区，就是一个三面临街的商业住宅区。记者目测发现，该小区内绿化面积并没有达到《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所要求的30%，而且绿化区域主要由草坪和花丛、少量灌木构成。相比之下，小区内的设施倒是现代化十足，楼道安全门、电梯、内部装修都很高档。一位小区住户说，这个小区比较适合年轻人居住，因为户型小、绿化面积小，所以很多北京市民都不会选择长期居住在这样的小区，在这类小区购置的房产多半是用来出租的。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林官民认为，北京市一些近郊区域市政用地对绿色空间的严重侵蚀，导致了人居环境的日益恶化。
“在我所住的圆明园北海淀树村，有一大片空地。说是规划的绿地，但根本就没有绿色，倒是有一个垃圾山，天气一热就发出恶臭。”林官民说，“周围的居民都给海淀区有关部门反映了好多次。在这一带附近，私自建房的现象也很严重，这些房子没有下水道，周边卫生状况很差。”
他指出，类似于海淀树村的情形在北京市一些近郊区十分普遍，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北京市制定了比较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在郊区也有发展卫星城的规划，但在实际中，北京市还在以“摊大饼”式的方式在向外发展，城市的骨架在随着人口增加而不断拉大。“城市不能无限度地向外扩张，必须要有所控制，要尽量保留近郊的绿色空间，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绿地受到影响、人居环境恶化是发展中城市必然面临的问题。就北京而言，这些年城市发展速度非常快，但GDP的增长却与土地消耗成正比，工业用地、房地产都在大量消耗着土地。”雷啸林说。
清华大学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研究中心总监董翔曾经参与过北京市的海淀、昌平、顺义、怀柔四个区的生态规划。生态规划一般都根据一个地区的具体生态条件，就保证其人与环境保持平衡、协调发展，做出一些限定性的条件。比如，一个地方的建筑应该限定在多大量的范围之内，并对逐步释放建筑量做出要求。它可以让一个地方在尽力挖掘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时，保证其生态平衡。如果生态规划在一个地方能够完整执行下去，就不会发生对绿色空间侵蚀严重和人居环境恶化的问题。
“北京很多区县在进行城市发展规划时都做过相应的生态规划，但由于执行方面的问题，一些区县的生态规划并没有有效发挥作用。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例，虽然生态规划作出了很多限定，但该园区在具体发展中还是更多地体现了人的意愿和随意性。”董翔认为，由于目前在我国，生态规划并没有法定地位。因此，很多区县政府对生态规划的执行都是选择性执行、参考性执行，而不是强制性执行。要解决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必须从法律上明确生态规划的地位。在很多西方国家，由于生态规划被纳入了法治轨道，因此能很好地执行下去。
“我们在承担的国家‘十一五’规划课题中，都明确要求把生态规划通过法治化的手段落实。这是解决目前一些地方不顾生态规划要求、盲目发展从而导致绿色空间侵蚀严重和人居环境恶化的关键。”董翔说。
除了解决规划方面的问题，我们的一些绿化观念也需要改变。林官民指出，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进行绿化，都是种植从国外引进的树种和草本植物，成本高昂，因此很多人不太愿意在绿化上下功夫。事实上，并不是很多地方的绿化都要种植昂贵的植物。
前两年，林官民就曾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认为很多空间的绿化都应该种植本土化的草木，即便野草也没有关系，不必要强调这些绿化空间的整齐统一，保持其自然的原生形态就行。在国外，很多高速公路的两边都是自然生成的野草，但是在中国很多地方，靠近城市的高速公路路两边和立交桥附近都整齐地种植草木。
“有很多外国人看到中国高速公路附近的这些绿化常常很是吃惊，说中国实在是太有钱了。实际上，很多外国人是在批评中国的这种绿化方式。”林官民说，“我们现在的绿化由于成本高昂，因此在城市中心区域和一些特定的地方做得比较好，但在其他很多区域，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就做得很不好。如果我们改变观念，降低绿化成本，可以迅速解决北京市很多区域的绿化问题。”